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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文化部长:于会泳

2018-06-23 09:21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作者:汪曾祺来源:作者著 《说戏》

于会泳,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曾参加'样板戏'的音乐创作,得到江青的赏识,从而平步青云。历任中共九大代表,九大主席团成员,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中共十大代表,中共中央委员(第十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976年10月,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在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尽。

于会泳死了大概有二十年了,现在没有人提起他。年轻人大都不知道有过这个人。但是提起十年浩劫,提起“革命样板戏”,不提他是不行的。写戏曲史,不能把他“跳”过去,不能说他根本没有存在过——戏曲史不论怎么写,总不能对这十年只字不提,只是几张白纸。于会泳从一个文工团演奏员、音乐学院教研室主任,几年功夫爬到文化部长,则其人必有“过人”之处。

于会泳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他的看法。他曾经领导组织了一台晚会,有三个小戏,是抓务的,闫肃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一个晚上抓了三个务,你这个文化部成了公安部了!”于会泳当时没有说什么。第二天在宾馆里作报告,于会泳非常严肃地说:“文化部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弄得大家都很尴尬。本来是一句玩笑话,他却提到了原则高度。这个人翻脸不认人,和他开不得半句玩笑。这是个不讲人情的人。

把文化部说成是“意识形态的公安部”,持这看法的人现在还有。

于会泳善于把江青的片言只句加以敷衍,使得它更加“周密”,更加深化,更带有“理论”色彩。江青很重视主题。在她对《杜鹃山》作指示时说:“主题是改造自发,这一点不能不明确。”于会泳后来在一次报告中明确提出:“主题先行。”应该佩服这位文化部长,概括得非常准确——其荒谬性也暴露得更加充分。尤其荒谬的是把人物分等论级。他提出一个公式:“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是有名的“三突出”。世界文艺理论中还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阶梯模式,在创作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连江青都说:“我没有提过'三突出’,我只提过一突出——突出英雄人物。”

于会泳是搞音乐的。平心而论,他对戏曲音乐唱腔是有贡献的。他的贡献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很多人都想对京剧唱腔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但找不到方法。有人拼命使用高八度。还有人违反唱腔的自然走势,该往高处走的,往低处走;该往低处走的,往高处走。有个老演员批评某些唱腔设计是“顺姐她妹妹——别妞(扭)”。于会泳走了另外一条路:把地方戏曲、曲艺的腔吸收进京剧。他对地方戏、曲艺的确下过一番功夫,据说他曾分析过几十地方戏、曲艺,积累了很多音乐素材,把它吸收进来,并与京剧的西皮、二黄融合在一起,使京剧的音乐语言大大丰富了。听起来很新鲜,不别扭。

于会泳把西方歌剧的人物主题旋律的方法引用到京剧唱腔中来,运用得比较成功的是《杜鹃山》柯湘的唱腔,既有性格,也出新,也好听。

“音乐布局”是于会泳关于京剧唱腔的一个较新的概念。他之受知于江青,是在江青在上海定《沙家浜》为样板时,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论“沙家浜”的音乐布局》的。“样板”当时还未被人承认,于会泳这篇正是她所需要的。言之成理,她很欣赏。关于音乐唱腔,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有大段唱,老是散板、摇板,要把人的胃口唱倒的。江青提出一个“成套唱腔”的概念。到于会泳发展成“核心唱段”。这些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能绝对。老戏也有成套的唱腔。《文昭关》、《捉放曹》的“叹五更”都是成套的,也可以说是唱段的核心。《四郎探母》杨延辉开场即唱,而且是大段,但从剧本看,却很难说这是核心。唱腔布局不能机械划分,首先必须受剧情的制约。但是唱腔要有总体构思,是对的。否则会零碎散乱。

于会泳的功劳之一,是创造了一些新的板式。例如《海港》的“二黄宽板”。演员拿到到曲谱,不知道怎怎么拍板,因为这样轻重拍的处理,在老戏里是没有的。又如《杜鹃山》柯湘唱的“家住安源萍水头”不知道是什么板。似乎是西皮二六,但二六的节奏没有那么多的变化。起初是比较舒缓的回忆,当中是激越的控诉,节奏加快,最后“叫散”,但却转为高腔,结句重复,形成“搭句”。于会泳好像也没有给这段新板式起个名字。

于会泳设计唱腔还有一个点,即同时把唱法(他叫做“润腔手段”)也设计出来。在演员唱不好时,他自己示范(他能唱,而且小嗓很好)。

于会泳有罪,有错误,但是是个有才能的人。他在唱腔,音乐上的一些经验,还值得今天搞京剧音乐的同志借鉴,吸收。

ー九九六年十ー月十七日

于会泳是戏曲音乐的天才,他精通京剧和一些地方戏曲及民间小调,个人又非常勤奋努力,他对京剧现代戏的唱腔创新贡献是后人很难超越的。

于会泳有罪,有错误,但是是个有才能的人。”仔细看完全篇,不知道于会泳有什么罪 ?

如果没有文革的慧眼识英才,于会泳会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对新中国的音乐改革事业,没有这么大的贡献了。

这样的人才死了,怎么不见有人出来为他控诉“迫害致死”呢?

于会泳是《杜鹃山》的主创人员,他也参加了《智取威虎山》的唱腔设计,其中《打虎上山》这段经典唱腔出自他手,而这两部戏,现在已经被证明是最经典的两部现代京剧。英年早逝!可悲!可叹!

虽然有十分的才气,除了有罪有错,还是个什么“家”吗,出过一个专辑吗,走过一次穴吗,挣到钱没有?

杨诚之 发表于 2018-4-3 10:51

于会泳有罪,有错误,但是是个有才能的人。”仔细看完全篇,不知道于会泳有什么罪 ?

如果没有文革的 ...

这话说地很在理!

想起来另一位红色作曲家--李劫夫。《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唱二小放牛郎》、《蝶恋花·答李淑一》、《沁园春·雪》、《七律二首·送瘟神》和《浪淘沙·北戴河》

于会泳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酷爱当地的民歌、秧歌、大鼓和京戏,高小毕业后在本乡小学任教,其间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弹三弦。1946年9月,他以一手好画和动人的二胡演奏考入了胶东文工团,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在文工团里,勤奋好学而又聪明能干的他,将编剧、导演、作曲等技能揣摩得八九不离十。 1946年参加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团。在文艺团几年里,学会了谱曲、编导及多民族乐器的演奏,并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1949年9月,穿着一身灰布军装的于会泳作为山东胶东文工团的音乐骨干,被选送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入学不久,这个个头不高,国字脸宽额头,一副浓眉下长着一双不大却透着机智眼睛的新学员,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 解放初期的上海音乐学院,师生们充满了为工农兵服务的热情,但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和表演方式却十分陌生。院长贺绿汀深知新中国的音乐创作要步入世界之林,对未来音乐家加强民族民间音乐的教育是何等的重要,遗憾的是在这所按西方音乐教育体制建立起来的高等音乐学府里,懂得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人才实属风毛麟角。于会泳入学不久,比照着文工团常用的创作方法,创作了小歌剧《夸妇婿》。这出由他作词作曲导演并主演的小歌剧诙谐幽默,在1950年新年音乐会和下工厂的演出中,博得了一片欢声笑语,备受欢迎。于会泳满肚子的民歌,以及他对传统说唱、戏曲的丰富知识,包括他虽嗓音沙哑,唱来却韵味无穷的本领,也令贺绿汀赞赏不已。1950年,在音教班以优异成绩结业的于会泳,经贺绿汀批准,留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从事创作和研究。 在音乐学院这个环境中,于会泳深知自己的不足,于是又系统地学习作曲技术课程,同时积极主动参加了多项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先后出版了《山东大鼓》等专著。 在同他人合作编著出版的多部著作中,他于封面上蓄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重要位置。为此党内对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进行了严正批评,结合他平常只钻研业务,而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表现,也作为“白专典型”加以教育。1958年春,为帮助他改造思想,安排他去上海浦东下放劳动。下放劳动因严重胃出血才3个月回到学校,但他原担任的本科教学任务却已被别人替代,另安排他上进修生的课。这一惩罚性措施使他对政治活动更加疏远,于会泳借口身体不好,时常请假逃避,一头扎进了音乐理论的研究和歌曲创作中。于会泳的歌曲大多旋律优美流畅,且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别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发表的《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等歌曲,被灌制成唱片大量发行。上海的音乐界人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贺绿汀在一次关于创作的报告中,还专门提到:“作曲者能成为民间音乐的‘宝库’,懂得很多,如于会泳同志是这样……” [1]

1960年代初,于会泳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上已有了丰富的积累,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先后开设了“民间曲调研究”和“腔词关系研究”选修课。这两门课引起了国内音乐界人士的很大关注,并给予了很高评价。学术研究和歌曲创作方面引人瞩目的成果,反而日益加深了于会泳在政治生活上的危机。1962年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稍有宽松,在贺绿汀的竭力推荐下,于被任命为民族音乐理论系的副主任,但在党内他已成了一名“老运动员”。一个“党内民主人士”的绰号,像尾巴一样紧跟着他了,只是由于侥幸,他才没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江青问:“于会泳是什么人?” 1963年,戏曲现代戏的热潮席卷中国文艺界,次年规模空前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举行,更把它推向了巅峰。在这年,于会泳受到感染,在《上海戏剧》上发表了两万余字的论文《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对京剧现代戏唱腔如何根椐时代的需要,发展新的音乐程式和充分发挥唱腔的表现作用,提出自己系统的思考。鉴于他对京剧音乐确实内行,又深谙作曲之道,上海市文化局在准备进一步修改几部京剧现代戏时,将于会泳借调到了上海京剧院,从事《海港》的音乐设计工作。 1965年6月初,一次江青她不久前在《文汇报》上看到了于撰写的《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一文,留下了深刻印象。张春桥尽快搜集了有关材料,包括于会泳的《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及评《红灯记》音乐的《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等,送到江青手中。看着这些,江青喜从中来,大有想见恨晚之慨。不久,她在锦江小礼堂召见《智取威虎山》和《海港》部分创作人员时,事先专门点名要于会泳参加。

1966年初,于会泳因忙于创作劳累过度,导致嗓子失声。

他不仅忘我地投入到《海港》的音乐设计中去,而且积极参与《智》剧几个重点唱段的修改,使之更加完善。于会泳不光在京剧音乐理论上显示出深厚的造诣,且在音乐创作上富有才华,这更加重了他在江青张春桥心目中的分量。从此,于会泳踏上了“飞黄腾达”之路。 1967年春,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和上音革委会副主任的于会泳,成了上海两出“样板戏”的实际总管。而他也的确为《智》剧和《海港》的修改百般操劳。使江青、张春桥深感满意:他为江青首创了“三突出”理论;他殚精竭虑地使“样板戏”运用了中西混合乐队,大大拓展了“样板戏”音乐的表现能力;他主持了第二拨“样板戏”《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的创作修改和排演,使这几出戏的艺术质量不但无逊于第一拨“样板戏”,而且在艺术风格上又各有不同的创新。尤其是全剧运用韵白对话的《杜鹃山》,是音乐的戏剧性而言,可以说是所有“样板戏”中最为成功、最难能可贵的。

在专门研究民族音乐的同时,于会泳对民歌、曲艺、京剧、地方戏曲及西方古乐曲也一一涉猎,先后发表了《山东大鼓》《胶东民间歌曲选》《陕北榆林小曲》《单弦牌子曲分析》等音乐著作,创作了民族管弦乐合奏曲《闯将令》。撰写论文《关于我国民间音乐调式的命名》和《关于辨别调式问题》,提出调高沿用西洋音名命名,调式以传统的宫商角徵羽命名,并提出了“主宰音程关系”的新概念,引起音乐理论界的重视,被普遍采用。撰写《民间曲调研究》《腔词关系研究》,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和专修科指定必修教材。先后发表了《女社员之歌》《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党的恩情长又长》《非洲在怒吼》等多首歌曲。

boatswain 发表于 2018-4-3 15:09

在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尽。谁送的毒药?

他乘人不注意拿走了打扫厕所用的来苏水,喝了。她的女儿于佳易是歌唱家,《采蘑菇的小姑娘》是她首唱。

专业上是厉害的,至于政治上那是站队站错了呗,当然如果他不站那队也出不了头。所以,此生无憾了

杨诚之 发表于 2018-4-3 10:51

于会泳有罪,有错误,但是是个有才能的人。”仔细看完全篇,不知道于会泳有什么罪 ?

如果没有文革的 ...

“‘于会泳有罪,有错误,但是是个有才能的人。’仔细看完全篇,不知道于会泳有什么罪 ?”,于会泳确实有“罪”,因为他忠实地地执行了把许多年来的洋人、死人和才子佳人从统治我国的文艺舞台的位置上赶下去的决策。他参与创作的文艺作品是突出工农兵的光辉形象的,他推行的“三突出”,也是突出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这对那仇恨工农兵占领我国的文艺舞台的人来说,确实是有“罪”!岂止有“罪”,简直是“罪”大恶极!而已。

donglin59 发表于 2018-4-3 15:24

他乘人不注意拿走了打扫厕所用的来苏水,喝了。她的女儿于佳易是歌唱家,《采蘑菇的小姑娘》是她首唱。

他的女儿好像走的不是父亲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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