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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女作家丁玲的丈夫陈明口述: 我与妻子丁玲“文化大革命”遭难始末

2018-06-10 18:48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著名女作家丁玲的丈夫陈明口述: 我与妻子丁玲“文化大革命”遭难始末

“文化大革命”遭难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宣传小分队的,下去宣传“十六条”,还叫我带队呢。我带队下去第一站,脚被开水烫坏了。那是在汽车上,路不平,刚下过雨,道路被雨水淹着,司机也是个转业军人,看不清路,车颠簸得很厉害,猛的一跳,车上有夫妇两口子,抱着个热水瓶,一下子热水瓶跳到我这边来了,开水全烫到我的腿上脚上。我被烫坏了,下不了车,是宣传队员背我下车的。在医务室包扎了一下,我回家了,我没钥匙,进不了门,坐在门外头等着。有人去告诉丁玲,丁玲回来了。那时我们还住在招待所的套间,但是造反派已经勒令我们搬家了,要我们搬到“六十户”去,那里是全场部最简陋最破旧的房子。我的腿不能动,老是这么吊着,这家怎么搬哪。这时文化宫的同志来帮忙,包括文化宫的主任董辰礼,他是个老红军,还有邓婉荣,她是垦区标兵,是丁玲写的那个杜晚香,她原来在乡里做家属工作,现在也是在工会。他们都来给我们帮忙。

当时场部有八个家属区,我们搬去的那个地方是八委,又叫“六十户”,都是土房子,很简陋,这六十户,是1958年转业官兵刚到农场的时候,为了解决住房困难,临时突击抢建的草棚土墙简易住房,经过八年的风吹雨打,人们形容是“披头散发,拄着拐棍,满身膏药,整天掉泪”,意思是说苫房的草已经乱如散发,土墙歪斜,用木杆支撑着,墙体的裂缝处糊着泥巴,一下雨屋子里掉泪。冬天,屋里水缸里的水都冻冰,所以每一年过冬之前都得加泥巴,加草。东北的冬天很冷,窗户都是双层窗户,但我们那个房子是单层窗户。那个时候已经是秋天了,大概是9月份,北大荒的9月已经开始冷了,要做过冬的准备了。邓婉荣的爱人在管资料的地方干活,他从仓库里搞来几张包装肥料的纸,比较厚实,邓婉荣给我们糊个窗帘。老红军董辰礼也劝我们宽心,不要难过,说他会照顾我们。搬家的时候,邓婉荣帮了我们很多忙。

文革期间,陈明、丁玲在北大荒宝泉岭农场住过的草屋。我们原来住的是两间套间,现在搬进这个七平米的土墙茅草房,我的书都摆不下,没地方放啊。我本来还想提意见,说地方太小,我的书没地方放,后来我一打听,这七平米的屋子,原来住的是两口子加几个孩子,一大家子住这么一间小屋子,我不说话了。我想办法把屋子整修了一下,炕对面是一个土墙。我在上面钉个楔子,搁块板,下面也钉个楔子,搁块板,这两块搁板上面放油啊盐啊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我有一藤条箱的《新华文摘》,舍不得丢。

这时,原来汤原农场的书记程远哲也调到宝泉岭农场来了,他对这里的情况不熟悉,有些情况还得问我。有天晚上,我杵着一个四条腿的凳子,和丁玲一道去看他,我们向他提出,想到生产队去,不要在场部了。他还劝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很快过去了,很多工作还得靠你们啊。

慢慢的,有些造反派,青年人,开始找到我们家里来了。

有一天中午,三个北京的知青,到我们住的房子来了。他们守大楼,说没烟抽了,来找我要钱。我说我没钱啊,我有钱也不能给他们啊,要是给了他们,人家不是会说,他拿了我的钱,我支持他们吗?当时两派武斗很厉害,那怎么行呢?他问我要存折,我说你翻吧。他翻箱子。我们的箱子很简单,那么一个,没多少东西,一下翻完了,存折拿走了。他们走了以后,我赶快到我旁边的医院门诊部去给银行打电话,那个门诊部有些医生我们都熟,对我们挺好的,他说你用不着打电话,这钱他取不走的。我说我还是打个电话吧,我在电话里说了一下这个事,告诉银行不要给他们取钱。

第二天,我到招待所的食堂去买馒头,在食堂门口碰到了一个北京青年,姓米,是会打快板的那个,他扎了根皮带,别了一把刀。我跟他说了,我说小米啊,昨天有三个人到我那里去要存折。他问,是些什么人啊?我不认识那三个人,我把他们的样子、说话声音等等都讲了。他说我知道了。第二天,那三个青年跑到我屋里来了,他们说,我不知道你认识我们米大哥,现在我们来向你赔不是,道歉来了。我说那算了,存折呢?把存折还给我吧。他们说存折撕了。我说那算了。他们回去了。

这个小米是头啊,挺哥们义气的,如果有人对我们不好,他要管的。那时几乎天天有人到我们家里去,抄家拿东西。我跟他说了。他问:是哈尔滨青年,还是我们北京青年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这样吧,明天我到你那儿等着,我看看是谁。我说谢谢了,你千万别来了,将来说我挑动群众斗群众?那我还受得了吗?这事你别管了。

还有个温州青年,是一个基地司令员的儿子,他讲普通话我都不太听得懂,跟我关系也很好。我一喝酒,他要,说给我也喝一口。我说我可不能随便给你喝,我是右派,怎么能随便给你酒喝呢?他说,没关系!我为什么要喝点酒呢?夏天我给麦地里割麦的人送水,下着雨,路上都是污泥,很滑,我穿着胶底的水鞋,挑着担子,常常陷在泥巴里。我晚上回家喝点酒,我怕湿气,要驱潮。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要开会斗争我,那温州青年说,交给我,我来处理。他也不打我,也不骂我,出个题目叫我背语录,说是背毛主席语录哪一页哪一段,我都背得下来呀。实际上他是在保护我。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驻军38军找丁玲谈话,告诉她,你不要参加群众派别,连观点都不要有。他们对我们还比较友好,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前过年的时候,我带着文艺小分队去慰劳过,他们以礼相待,我们现编现演了相声,表扬的模范人物,歌颂英雄麦贤得。那时还没有把老丁当做批斗的重点,她只是有时候做个陪斗,等到后来,北京的红卫兵到了农场串联,才开始抓丁玲去斗。

本来要斗的是两个人,一个姓冯,在宝泉岭农场管房产,另外一个是造纸厂的厂长,说这个人是走资派,但是宝泉岭中学的红卫兵去抓这个厂长的时候,厂长不见了,可是他们已经糊了两顶高帽子,那一顶帽子给谁戴呢?他们商量商量,抓丁玲吧。于是他们来抓丁玲。那时我正在工会办公室,在文化宫的楼上,有人来告诉我,说批斗丁玲了。我在楼上朝下面望,看见丁玲穿了一件蓝色的大襟褂子,脸上被抹了灰,戴着高帽子在游街。红卫兵还要她站在板凳上,丁玲领着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小孩子还跟着喊。这是丁玲第一次挨批,是很滑稽的事。斗争完了,学生还跑来找我,要我把丁玲领回去。我拒绝了。我说:“你们从哪里抓的,把她送回哪里去。”我下午回家了,看见丁玲躺在炕上。

第二天,常委徐官书记在大会上讲,北京的红卫兵来批斗,没什么了不起的,抹了黑,洗洗脸,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嘛。我知道他这是讲给我听的宽心话。

高大钧那时已经调到东北农垦总局当副局长,佳木斯局里的人把他押回宝泉岭来批斗。他是个老干部、老红军,在宝泉岭当场长时对职工很好,威信很高,很有人缘。把高大钧拉到宝泉岭来斗时,也把丁玲拉去陪斗。高大钧“坐飞机”,实在受不了了,说,让我跪下吧。那些造反派让他跪下。跪下之后,又把他背上加上一只脚,把他头靠下,这样更不好受了。他是这个样子,丁玲也得跪下来,也是头靠到地了,再踩上一只脚。这时,宝泉岭的两个女职工,对佳木斯来的小将说:“你们休息一下,让我们来。”她们俩站在丁玲旁边,喊:“丁玲,站起来,抬起头来,让大家看看你的鬼样子。”丁玲站起来了。实际上,她们是看着丁玲太难受了,想让她好受一点。丁玲到了宝泉岭之后,组织家属学毛选,学时事,家属吵架的少了,出工的多了,把猪圈里的肥料都攒起来积肥。丁玲还组织成立农忙托儿所,和场部交涉,搞了一间房子,还给家属们买点书、画,还搞了一个邻里服务站,帮助光杆青年洗衣服,缝补衣服。她干了这么多好事,所以那些家属和女职工要保护她。

到了1967年,几乎天天晚上有人来抄家,他们把我们门上的纱窗撕开,抄的东西从窗户往外扔,有人在外面收,我们的衣服、饭票、菜票、笔记本、书、毛选,都拿走了,弄得我夏天只剩下一件绿衬衣了,那件衬衣还是我刚到北大荒时在汤原买的,袖子都撕掉了,背上都是汗渍,一搓烂,都不敢过水,这件衬衣挂在角上,他们没有拿走。有一回,他们翻我的箱子,问,工资呢?刚发的工资呢?我说我还没去领呢。那时我们的房子小,一来人,我们只好坐在炕上。他们打丁玲,我坐在炕上念“十六条”,念“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大声读。头几次还有效,后来他们把我的头一摁,说现在不讲这个了。他们也打我呀,用皮带打,把我的脑袋揪在她的膝盖当中,拿皮带从后面抽,浑身都打紫了。丁玲一看打我,总是用手来挡,把她的手都打肿了,是用擀面杖打的,后来丁玲的胳膊一直有毛病。有一次在斗争会上,丁玲从桌子上被人推到台底下,腿扭了,肿了。找谁呢?找不到人哪,医院不给看病啊,没办法,我去找支部的蔡书记。我问他兽医院有没有关系,得给丁玲看病哪。他说可以,他给我写了个条,我去拿了点治牲口的药,回来给丁玲敷了。还有一回,丁玲的脑袋被打破了,出血,晚上下了班了,我们到医院去,人家问是怎么搞的?我们都不敢说,说是劈柴时崩的。医院离我们家很近,有个姓吴的医生,是协和医院下去的,她不但有医术,对我们也很好,看到我们那个样子,家里没法休息,说,我隔壁有个床,你到那里去睡吧。以后有几天,一到晚上天黑了,我躲到医院里头,我在屋里头,丁玲跑到后面去。在那情况下,只有靠这些知情达理的人了。

那时几乎天天都有人来,晚上睡觉时,我心里想,老丁年纪大了,睡着了一来人,一进来凶神恶煞的,她见了,心里一惊,这可不行。我说:“老丁,你先睡,?坐一会儿。”老丁说,你坐着他还不是照样要来吗?我说我晚一点睡,你先睡。只要听到狗叫,知道是来人了,我叫醒她,让她有个精神准备。

我们那时烧煤,煤没有了,我要热饭点报纸,炕上有个火口。小米里还有沙子,有一天下班了,我衬衣脱下来了,挂在那里,拿个小盆子挑小米里头的沙子,弄到一半,造反派来了,我说还没吃饭呢,他们说走、走、走,拉我去陪斗。他们当然也斗我。

“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吃了很多苦,认识了一些坏人,但是也认识了更多的好人,帮助我们,关心我们的人。宝泉岭七队,是个模范队,“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去参观过,认识了一些北京青年,一些转业军人,觉得那里很好。我们去七队,正是麦收的时候,我们帮助出墙报,还认识了一个姓强的转业军人,人很直爽,怪话也多,好发牢骚。我们跟他说话不是顺着他说,可他对我们还是很不错的。“文化大革命”时,北京中央专案组来人到农场审丁玲,丁玲让他给我通信的,丁玲讲,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过头话。他提醒丁玲,说你给他们拖,他们来人总是要走的啊。他还给丁玲说,我看你饭吃得少,水喝得多,你怎么喝这么多水啊?因为都是他给打水。实际当时丁玲已经患上了糖尿病。丁玲上厕所他们都跟着去的,站在外头,看守得很严。后来,丁玲得上工劳动,一上班,有些小孩拿石头子儿扔她。那时老强在招待所上班,我到招待所去干活时,告诉了他。他说,你叫老丁走我这条路,走我管的苗圃这条路,我管得住这批孩子。可是丁玲不敢,丁玲说,苗圃那边是条小路,走小路,要是人家搞我,更没办法,更无人知道,要走走大路,走人多的地方。这也是对的。你走小路,你晓得会碰到谁?老强他能管得住孩子,万一有些坏人呢?

我们那间七平米房子的隔壁,是21队的拖拉机手,他听到我们这边来红卫兵了,要打我们了,他跑过来,说,那一派红卫兵来了,在路上呢,要截你们呢。这一派红卫兵赶快走了。他说,我真想不到他们这么对待你们。这个人后来有时敲敲我们窗户,问我们要不要鸡蛋,他给我们买。但是住在我们对门的那个女的不好,我们还曾经帮助过她的孩子,学校组织要去什么地方参观,她家里没有钱,不让孩子去,我说去参观还是好嘛,钱我们给你是了,几块钱嘛。但是“文化大革命”中间,她对我们说,你们这样遭罪,还不如死了好呢。看到情况这样,我们得有个精神准备呀,我们俩想,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死,也不能疯。我们在宝泉岭农场相约了两个事:第一,不死;第二,不能疯。

有个时期,我把原来铺在床底下的一个大毯子拿出来,是我自己的军用毯子,折叠好几层,晚上把我们那个不大的窗子遮起来,外面看起来是黑的,这样也躲过几次,晚上没人来了。可时间一长不行了。

秋天,我吃辣椒炒玉米粒,炒毛豆,吃得犯了胃病,疼得三天不能吃东西,当时正闹武斗,农场的医生白天都躲起来了,不敢出来,怕挨打,晚上才出来看病。我住的地方离医院还比较近,晚上我去找医生,医生说,这里看不了,你是不是到萝北县医院去,那里医疗条件好一点。我跟医生比较熟悉,关系也还不错,问县医院是哪一派掌握着啊?他们说是革委会掌握着。我说那我可以去。到县医院得坐汽车,第二天一早我出了门,我那时很难哪,因为武斗厉害,我要是去住医院,丁玲一个人住在那间七平米的房间里头,打水怎么办?井口上结着很厚的冰啊,我不能让丁玲去打水呀。可是我现在有病,得看病啊。我把照顾丁玲的事情,托给另一派对立的人,我们关系都不错。我说我要走了,请你们照顾老丁啊。他说你放心走吧。我一出门,碰到另外一个工人,姓梁,他一看到我,说,几天不见,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你现在到哪里去呀?我说我要去县医院。他说,我用自行车带你走。一般的人不敢这么做,他是工人,才不管呢。他用自行车带我去了长途汽车站,看着我买了票,他才走。他还跟我讲过,老陈啊,只要王震不倒台,你们不会有事的。

我到了萝北县医院。宝泉岭农场医院给我写了介绍信,县医院的人也是革委会这一派的,我觉得他们可靠,托他们带两封信给萝北县文工团的两个人,一个姓张,一个姓李。为什么呢?我出来没有带钱,我告诉他们,说我来了,请他们过来。第二天,这两个人都来了。我让他们俩想办法给我借50块钱,结果第三天他们把钱给我送来了。我在县医院吃了钡餐照透视,一查,说我是胃下垂。我说行啊,我知道了,因为在1938年我查出是胃下垂,许多年没犯,这回犯了。我知道了是这个病,要回去,我不放心家里啊。医院给我打了许多葡萄糖,看到我太瘦了嘛,一查没有别的什么病,是胃下垂,我出院回去了。

后来搞武斗了,斗得很厉害,我跟宝泉岭场部的支部蔡书记讲,哎呀,马上又要武斗了,怎么办呢?能不能到外面去呀?他说:“你说吧,你要去哪里?我们(指他们那个派系)的关系在铁路上一直连到南叉,连到去往哈尔滨的那条线,看你想到哪里去?”我说不是我走,是丁玲得走。他说丁玲没有办法,她已经定性了,我不能管。他害怕放走了丁玲要担责任。

1967年冬天,汤原农场来了红卫兵,一清早把丁玲从家里揪走了,天还不太亮呢,等我追出来,不知道丁玲被揪到哪里去了,我跑到指挥部去问。指挥部几个值勤的正好出来打球,看到我问,跑到这里来干什么,还要挥拳打我。有人赶快推我走。我回家的路上,又碰到那个姓梁的工人,我告诉他老丁被揪走了,我想去指挥部找她,可是进不去。他说我带你去。他也是那一派的,带我到了指挥部里。指挥部的人都不告诉我,他们说,她一个右派能跑到哪去啊?想去投苏修啊?那时传说从我们家搜出一本世界地图,说我们想逃跑,去苏联。从指挥部出来,碰到指挥部的一个头头,过去是党委的干事,我问他,丁玲被揪到哪里去了?他说可能是被揪到汤原去了。我说那我想去汤原看看。他说应该去看看,岁数大了,去看看吧。我们在农场,人缘都挺好的。后来那个姓梁的工人用自行车把我驮到了汽车站。

丁玲是一早揪走的,我是晚上坐火车到了汤原农场,在火车上还碰到了别的农场的几个人,他们要去汤原农场的中心医院,不认识路。下了火车,我说,你们跟我走。那时已经是晚上了,我们走了一条小路,路上有哨兵,看到我带了几个人,喊:站住,过一个人来!我走到前面去了,一看,都是老熟人。他一看,噢,是老陈哪。我问他,老丁是不是到你们这里来了?他说,是啊,在我们这里啊。我说,那好啊,那我放心了。这些人都是武装排的,都带着枪。我告诉他,这几个人是哪个农场的,他们要到中心医院去看病,让他们走吧。他让那几个人走了。我到了他们放哨的帐篷里。寒暄之后,他们说,现在天已晚了,等到天亮你再去看老丁吧。我在炉边烤火,一边向他们打听一些熟人的情况。等到天亮,他们把我送到指挥部去了。

可是到了那里,还是不让我见丁玲。武装排的排长原来是我那个生产队的,他是1958年山东来的支边青年,那时他想回老家接老婆、孩子到北大荒来,没有路费,问我借。我很支持,因为一般支边青年并不安心,只想呆一段时期回去,或者挑一个赚钱多的地方,比如到林场去,而他只想在这里安家,所以我借了钱给他。回来以后我还去他家看了他的小孩,小孩很瘦,躺在炕上。以后我也没催他还钱。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揭发他,说他向我借过钱。他很大方,说是啊,我是借过他的钱啊,他也没要我还,我一个工人,我家是贫农,我又不求他什么,我回家搬家嘛。现在他看见我,说哎呀,上面有命令,没办法,上面的意思你们俩不要见面,老丁在这里,你放心吧,你们俩在我们这里都有威信,不会有人动她一个指头。我说,那好,我不跟她见面了,你告诉她我来过了。他们告诉我,第二天斗争汤原农场原来的场长,要游街,丁玲陪斗、陪游,站在汽车上,不让我见面。监督她游街的,是她原来工作过的畜牧队一个工人的弟弟,扫盲时丁玲还教过他。在那情况下,我没见到丁玲。那是我第一次去汤原。前后我一共去过三次,第三次去汤原时,才见到她。

后来宝泉岭农场一个造反派,还是转业军人呢,是个愣家伙,我们管他叫二虎,“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叫他二虎他没有意见,这时叫他二虎他却火了。他跑到汤原去了,要审丁玲,打了丁玲嘴巴,那手多重啊!汤原农场的红卫兵在那里盯着呢,告诉了武装排的人了。汤原武装排派人进去,说,你问完了没有?问完了我们还要问呢。走,跟我们走!这样把丁玲叫出来了。他们还到他们的司令部去汇报说,宝泉岭来的是什么造反派啊,完全是土匪,造反派有造反派的纪律呀,怎么跑到这儿打丁玲呢,你要打她你回去打。这样,汤原农场把二虎他们轰走了。

汤原农场开丁玲的批斗会时,工人们净给她评功摆好,畜牧队的一个技术员主持会议,以前丁玲很佩服他,他很有经验,到鸡场一看,知道鸡有什么毛病,该吃什么药,丁玲经常请教他。所以一开会,他给丁玲评功摆好,批判会开不下去了,说下次再开,下次再也不开了。汤原农场有一个老工人,老雷头,山东人,丁玲在那里,他是看管监视丁玲的,对丁玲很好。有一次和丁玲闲谈,问起她可记得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丁玲说我可记不得了。老工人说我可记得,那天我正在缝衣服,你过来了,你说,哎呀,我今天没带眼镜,要是带了眼镜,我来给你缝。这个工人记得这句话。

丁玲在汤原没受人身攻击,倒是宝泉岭的人回去打了丁玲。

后来我去汤原接丁玲回来,汤原他们也得做个样子,怕人家说是保护她。临走时他们给丁玲背上缝一块大白布,写上“大右派丁玲”。我们出来穿上大衣,那时正是冬天,火车车厢里人也多。汤原的红卫兵送我们走。这个人是木匠,过去跟我们关系好得很,我们调离汤原农场的时候,畜牧队的队长还叫他给做了个大木头箱子,我们到了宝泉岭,这个箱子既当箱子,又当桌子。这个木匠担心宝泉岭的红卫兵还会欺负我们。丁玲在汤原,我在宝泉岭,这点不放心,所以我老想要她回来,希望两个人能在一块儿。可是回到宝泉岭,到了家一开门进去,我有点后悔了。我想,丁玲在汤原不是挺好吗,我何必把她弄回来呢?也许丁玲在汤原还能得到保护。到宝泉岭我们不熟,呆的时间短啊,没有人保护我们啊!

丁玲是最早住“牛棚”的,1968年夏天,她进了“牛棚”,进去了倒安静了。她进了“牛棚”不久,到了秋天,我也进了“牛棚”。住“牛棚”的时候,给我的生活费是15块,我是职工,丁玲是8块。我说这不对啊,我得找理由给丁玲增加生活费啊。找个什么理由呢?当时选民证都被他们撕了,介绍信什么的都没有了。我想出来一条,我说丁玲是公费医疗,公费医疗只有职工才享受。这样,造反派去调查了,一查,丁玲的确是公费医疗,才给她增加到15块生活费。

丁玲关“牛棚”是个单间,有两个女将看着她。我们是个大间,在丁玲的隔壁,上下两层铺。1969年春节,过年了,有的人可以回家过年,剩下几个不能回家的。我说,好啊,你们都有家可归了,替你们高兴啊。于是批斗我,说我说怪话。我说这不是怪话,是真话。我和丁玲说了,我们俩走到哪里,哪里是家。现在我们俩都在“牛棚”,所以我们把“牛棚”也当做家了,那还不可以呀?

1969年的春天,“牛棚”结束了,丁玲到21队劳动,接受监督改造,我到5区一队。那时给我开个会,我又重新带上右派帽子了,说是师部批的,场里的电台还广播了,我担心丁玲听到了,会有思想负担。我的手表也没有了,看管我们的人说,你们的时间都由我们贫下中农掌握着,要手表干什么?把我的表拿走了。

我那时经常给丁玲送《红旗》杂志和生活用品,托我的专政办公室的人送给她,我是要让她知道我还在。我给她送褥子,都是通过办公室送。快过冬了,管理我们的人给我们一天假,让我们去割草。我借了一部胶皮轱辘的手推车,一个人去割草,割了一天。黄昏回来的时候,路上有个坡,我推着车子,上坡还可以,下坡的时候,我在后面拽着车子,前面碰到一块大石头,车子一下弹回来,铁架子碰到脸上,打得很重,我一下躺在坡上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慢慢醒过来,用一条手绢擦擦,一看有血,哎呀,我想真危险,还好,没死,自己又推着车子回家。回来人家问我了,你脸上怎么有血呀?我不敢说啊,我说是劈柴时候弹的。

那时我在队里劳动,也很苦啊。夏天,他们都有蚊帐,晚上天气热,要开窗户,屋子里还开着灯,东北的小咬别多,他们有蚊帐,我没有,小咬咬得我没办法,可是我也不敢叫他们关灯啊,也不能要求他们关窗户啊。我自己有个草帽,那时可以买敌敌畏,是一杀虫的农药,有毒的,我买了一瓶,用棉花擦一点敌敌畏在草帽沿上,盖着脑袋,小咬不咬我了。

他们到别的农场去支援麦收或者收玉米,我等他们快要回来了,从锅炉房给他们打回一大桶热水,送到他们房间,还在桶上盖上脸盆。他们回来一看,谁干的呀,有这么好的人啊!我躺在上面,听着他们说话,我不吭声。他们不知道是我打的。一到雨季,厕所里都是满的,都是水,大便浮在上面,很不舒服呀。我去割草,一早人很少的时候,我把草往茅坑里撒下去,这样它浮在上头,盖住大便了。我弄完男厕所,又去女厕所,先问里面有没有人,没人再进去撒。我现在想,我那时太大意了,人家要是抓我的毛病,会问我你跑到女厕所干什么?我那时没想这些呀。我尽干这样的事。还有一次,我在21队的时候,到井边给伙房打水,我先去了,接着有两个北京知青来了,拿着脸盆到井边打水洗脸,问起我干过什么,我说写过一个电影剧本《六号门》,是江青提议写的,当时江青很红。他们说,你胡说,你污蔑!他们把我拉到井边,背朝着井口,要审我。我机灵了一点,赶快换到另一边,面对着他们。我怕他们万一把我推下去怎么办?有口说不清啊,说我畏罪自杀!这点我是警惕的。还有一次,我们几个右派在外面劳动,职工宿舍冒烟了,大家都去救火了。我们这几个右派都是熟人,我们想,知道起火了,该不该去呀?他们都说不去,也不是不该去,是怕。人家可能要问:你们是右派,是来救火的,还是放火的?他们不敢去,我一个人去了。先去的那些人上房了,我在下面,他们把水拿来,我把水举上去。我觉得我去是对的。群众的眼睛是亮的。这些都是小事,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我当时认为,你要是有理,是可以说得清的。

又见丁玲

1975年5月22日早晨6点,我们乘坐的火车抵达山西省阳泉。晋东南地区有人接站,有车在那里等着,我们换乘汽车,经过昔阳、平定、左权、潞城,中午到了长治市。在长治宾馆还招待我吃了一餐饭,下午到了嶂头村。

我一听说要我去长治的消息时,脑子里有印象,毛主席的里讲到过长治这个地方,有鱼有肉嘛,长治是个大脚盆,毛选里面都有的。长治我没有去过,它在晋东南,但是山西的很多地方我们西战团过去都走过的,什么榆次、运城、临汾、洪洞,这些地方都还有印象。

1975年5月,陈明与丁玲在山西长治嶂头村劫后重逢。我到嶂头村时,已经是傍晚了。从长治到那里并不太远,汽车要不了半个小时到了。丁玲先一天已经到了,她从住的地方走出来,走到大门口,我们见着了。我们分别已经六年了,劫后重逢啊。我一看,她老了,讲话声音也老了。丁玲第一句话说:“哎呀,这个地方好!”我说:“两个人在一块儿好!”我们俩紧紧握着手往屋子里面走。

长治市革委会的人把我们交给公社了,让我们先住下来。当天晚上我和丁玲没有畅谈,我们很累了,只是谈谈相互的身体,丁玲也不希望一下子诉她的那些苦处。

我们暂时住在一个姓李的社员家里,那个房子是嶂头村质量比较好的,砖房,屋子比较高,还有阁楼,阁楼不住人,是放东西的。一个院子里面,连我们一共是三家,我们住正屋,坐北朝南,有一个?间,一个小间。东屋、西屋是叔侄两家。这两家,每家都是两三个孩子,西屋还有个老妈妈。人都住满了。

我们住一大间加一小间,小间做厨房。大间屋子里有一铺炕,上面铺的都是新炕席,屋里的摆设,有一个长的条几,条几下面是一个方桌,两边两把椅子,一般的家庭里是没有的。桌子上是新的热水瓶,被子是从公社里借来的。我随身只带了衣服来,一套是进牢时穿的衣服,另外发了我一套新的蓝制服,还是咔叽布的。丁玲也穿着她原来的衣服。我们什么都没有啊,需要什么东西,可以到长治市里去买,先给我们发了布票、工资,以前的工资还没有补发,后来才给补了。

我们商量,这个地方怎么安家?伙食给我们安顿了,这里有个供销社,让我们暂时先到供销社去搭伙,将来再看怎么办,慢慢再说吧。我们是要求订报纸,订了报纸送到供销社那里。

这个地方是嶂头公社嶂头大队,公社和大队都在这个村子里,村子比较大,有千把人。我们住的地方离公社不远。村子离长治市只有十来里路,很方便。村东是太行山,山上有很多树木,有一望无际的果木林。我们那时的安排在农村来说算是好的,公社有时来人,问我们缺什么,他们为我们想办法。口粮,给我们拿了一点大米,一般的农民是没有大米的,给我们的口粮里边,有三分之一是大米,三分之一是白面,三分之一是粗粮。

他们的原则是,你到这里来了,我接收你,户口、粮票、布票在这里发。要想进城嘛,给你买辆自行车,当时买自行车是要票的。我们缺什么东西都是市革委会批。丁玲身体不好,我们要做一把躺椅,可以呀,市革委给我们开介绍信,到市里面一个纺织机械厂去联系。我们要写东西了,丁玲不能老趴在桌子上写啊,她的颈椎增生,想做一个写字板,四合板的,都是市革委会给我们开介绍信。

那时我们真是开眼界,要重新学习,学习怎么样和人打交道,怎么样与人相处。市革委会给我开的介绍信去做躺椅,做一个用稍微厚一点的胶合板粘起来挂在脖子上的写字板,这都是要送礼的。那个躺椅倒是快,先拿来了,搞点帆布自己钉一钉成了。那个写字板,我到工厂里跑了十几次才拿到手。后来我们才慢慢懂得了“碗大的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啊。在那里生活时间长了,需要买煤,得有人去拉啊,公社派拖拉机给我们去拉。煤拉来了,两个司机坐在那里不走,等着你给饭吃。我真是不懂,我那时认为,这是公家派你们干的,我还得管你饭啊?我没理这个茬儿。两个司机一见这个情况,说走吧。这以后我们在村子里慢慢地学这些规矩,在生活里也慢慢懂得了一些东西。人家对我们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们都有。说这个话,都是等着你送礼。你送礼了,他什么都有了。有人说,哎呀,我在外贸工作,你要核桃啊什么的,我们都有。我们慢慢懂得一点,学聪明了,不敢惹,都不要。我那辆自行车,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是供销社的人替我跑,他供销社进自行车是嘛,结果也是跑了多少次都没有进来,一直拖了好久。

我们的炕是个凉炕,想换个热炕,因为老丁有关节炎,腿疼。村支书跟我讲,我明天给你安排一个人,他在这里是个的把式,叫他来给你换炕,你跟他把关系搞好一点行了。我回来问房东,要我把关系跟他搞好,是怎么搞法?房东告诉我,你去找那个师傅,说活儿紧,请他明天早点来,来吃早饭行。我当天晚上去找那个师傅。那个师傅我们平常也认识,我跟他这么说了,请他明天早点来。从他那里回来,我在路上碰见大队书记了,他问我,这么晚上哪里去了?我说我去找师傅了,让他明天早上过来吃饭。支书听我这么说,立马抱住我说,哎呀,这对了。我在那里学聪明了。大队支书的丈母娘去世了,她是全村最早的老党员,食道癌死的。我们想,这也得送礼啊。送什么呢?送两包饼干可以了。我们买了两包饼干,我还写了黄纸条,写上:献给村里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人家还退给我一块饼干,我也得收。过去我们没干过这事啊。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家也请,那家也请,我都去,丁玲不去了。我都带点东西去,送礼这事我得学啊。

我们慢慢也懂得了一些事情。老百姓为什么要走后门呢?老百姓家里有病人,他不找医生,不送礼,能看上病吗?看上病了,医生给你开药,你能拿上药吗?你家里死了人了,要买木料做棺材,你不送礼能买得来吗?哎呀,我们感到痛心哪!但是社会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了。小孩子摔跤了,人家告诉我,你可千万不能扶啊!你扶了他,人家家长还会怪你,说是你把他弄摔跤的。

这些事情,有些是村子里的农民讲的,有的是从我们的房东那里听来的,有些是从来往的几个熟人那里知道的。

房东讲给我们听,说国务院有一位副总理,老家是山西的,他爸爸去北京找他,他不见,让他爸爸回去。可是他爸爸一回到家,他需要的东西,他们那个村里要的东西,汽车、拖拉机什么的都来了。这是有关系,走后门啊。所以后来我们那个村子里头的支部书记来找我们,要我们给他找关系,买一台拖拉机。我说,我们没有办法啊。我们旁边一个村,是个大村,叫关村,一个人家里有人在国务院,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人家也搞到拖拉机了。我们村子的书记说,你和丁玲都是名人,在北京有熟人哪。我说,我们都是文艺界的,又被打成右派分子、反党集团了,我们去找谁啊?我们没有这个权,没有这个势啊。他总是再三求我们,怎么办呢?后来正好我的补发工资来了,从1965年算起,每个月129元,当时我只领了几个月,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的工资冻结了,这些补发的工资,扣了我在秦城的伙食费,总共还有一万多元钱,我把这个钱拿给村子里的书记,让他们用这钱自己去找人买拖拉机吧。我还叮嘱他,不要说是我们拿的钱。我估计他们也不会说出去的,因为那时是1976年末,丁玲那时还没有改正。

我们在长治几年也交了一些朋友,有医生,有老红军,有技术员,还有北京打下来的右派。后来我们把给大队一万元钱买拖拉机这事告诉了一个朋友,他开导我们说,你们如果把这些钱分给大队干部,一人给他们几百元,那你们在大队里便会要什么有什么了。我们那时哪里想到这些事呢?你要我给你找关系买拖拉机,我们没办法,那么我给你钱,你自己去找关系吧。

我们在农村时,一个最大的想法是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因为我和丁玲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吃了很多苦,差不多从1967年开始,我们很少见面;从1970年坐牢以后,根本见不到面。受了这么多年的苦,现在年岁大了,身体越发不好了,既然能在一起,要认真治病。

1975年11月初,我和丁玲两个人都中了煤气。我们烧了一个热炕,炉子在厨房里面,做饭取暖都挺方便,炉子有两个火口,从早到晚都点着,不做饭的时候,用煤压着火,封上火行了。那个炉子和屋子里面的炕是连着的,我睡靠墙的一边,她睡在外面。有一天早上,天还不算太亮,丁玲起来上厕所,她出了屋子,经过一个小院,大概有个十来米,还没有出大门,我听到她叫:“老陈!”那时天刚刚冷,她穿着棉毛裤,她起来时我知道,她这么一喊,我赶快爬起来,跑了出去,看见她趴在门上。我问,你头晕啊?当时还不晓得是煤气中毒,我扶着她,出了大门,再走了十来步,到了厕所。厕所是蹲坑,那地方的厕所都很深,平常要起粪时,得用竹竿,头上绑一个瓢,往外出。厕所的蹲坑是两块板子。我扶着她蹲好,她小便完了,我又扶她站起来,这时感觉她很重,因为她已经没有力量了,她自己完全昏了,没有劲了。我扶起她,走出茅坑,她再不能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房东,是个中年人,叫西子,走出大门来了,他过来帮忙。他怎么会起来的呢?是他家里的老太太在屋里喊他?“西子,西子,堂屋里的老两口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你去看看。”是老太太把他叫醒的。我们两个人把丁玲扶到屋里,扶到炕上,她那时已经完全晕倒了,我坐在炕上,她倒在我怀里了。

卫生所在村里,西子跑到卫生所,找了一个大夫过来。来的是个女大夫,还是有点知识的,她掐丁玲的人中,问我家里有没有葡萄糖。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丁玲有糖尿病,我说我们哪儿来的葡萄糖呢?还幸亏没有,要是有,用了更糟糕了。我说,我们没有,我们是公费医疗的。大夫掐人中,也没注射什么。她走了之后,我扶着扶着丁玲,自己也晕倒了。本来我还在跟老太太他们说话呢,老太太另外一个儿媳妇正生孩子,我说我这里还有几个鸡蛋,我们不能吃了,把鸡蛋拿给他们吃,说着说着我晕过去了,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屋子里的煤气不应该太重啊,厨房里的窗户是打开的,而且丁玲是出去了又回来的,我也在外面经了一阵风了,怎么还会晕倒了呢?

那时天还没有全亮,他们再去把那个医生找来,医生又问有没有葡萄糖之类。我叫西子告诉大队,大队告诉了公社,公社的秘书到市里医院去找医生。经过了那么一阵忙乱,我可能是轻一点,先缓过来。大队书记来看我们,我说,天天我们都是自己挑水,现在我也不行了,能不能请房东每天给我们挑一点水,照顾一下?他同意了。这样,西子的老婆给我们挑水,我也给她工钱的。我恢复得很慢,丁玲恢复得比我快,等到我们都恢复好了,差不多接近一个月时间,我对西子他们说,谢谢你们了!我买了一斤猪肉,包饺子,请全院子的人吃,东屋,西屋,加上五个孩子,一共有十多口子,吃得真是高兴,他们平时难得吃上一点肉啊。

作者:陈明/口述,查振科、李向东/整理

来源: 《我与丁玲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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